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疯了快跑，作者：侯丹，原文标题：《不相信眼泪，但相信运气——几个年轻人在AI风暴中心的漂流记》，头图来自：AI生成
春节前的那几天，厦门回温。
二十多度的海风从鹭江对岸吹过来，我在一间民宿的露台上，约章科对话。
两地时差十几个小时，连线的时候，他们那边正午夜。其实没想好要问什么。此前有罗列几个问题，但我知道，真正有意思的东西不会从问题里长出来。
这是一个关于运气、选择和时代洪流的故事。
聊了两个多小时，从一座西北小城的童年，到那所他终于考上的顶尖大学；从第一次出远门的记忆，到谷歌园区里永远不锁门的办公楼。他讲得散漫，我听得也散漫。很多次他跑题了，讲起北方冬天的寒冷，讲起那些在他生命中一闪而过、后来再也没有联系的同学。
我没有打断他。
因为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没有刻意的主线。它不像那些精心编排的“成功者叙事”——小镇青年逆袭、名校精英登顶、华人工程师征服硅谷。章科本人就是第一个拆解这套叙事的人。
想写的，是一个人如何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随波逐流，又如何在不经意的瞬间抓住命运抛来的绳索；是一代中国年轻人如何在时代的巨轮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又如何在这艘船上眺望永远回不去的故乡。
他把一切归结为“幸运”，这个词他用了不下二十遍。我也开始明白，他说的“幸运”不是谦辞，更像一种世界观。一个从戈壁滩走出来的人，对命运无常最诚实的认知。
这个故事有它的稀缺性，但它更有它的代表性。
因为在当下的洪流里，我们都在经历同一种震荡——技术狂奔，时代转向，个人被裹挟着向前。即便是章科这样履历光鲜的人，也一样在追问：我是谁，我要去哪，我做对了什么，我又错过了什么。
以下正文：
命运的加法
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这是加州典型的晴天，万里无云，气温宜人。
章科刚刚结束一场与伦敦团队的晨会，时间是早上九点，他的摄像头关着，因为“头也没洗，刚起床”。
三年前，他还坐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，为一道做错的高考题懊悔不已。那道数学填空题，他做一百遍都不会错，偏偏高考那次错了。就是这道题，让他与心仪的专业失之交臂，被调剂到了另一个学院。
“如果我当时做对了那道题，”章科说，“可能我现在毕业都困难。”
这是章科反复强调的“幸运论”的开端。在那个给分较好的学院，他保持了不错的绩点，顺利转入了自己真正想去的专业。而那些去了他原本心仪专业的同学，面对严苛的课程，不少人挂科、失去信心、陷入迷茫。
“幸运是我人生的主旋律，”章科说，“没有幸运，每一步都坎坷。”
命运的加减法，就这样在毫厘之间决定了人生的走向。
从西北小城到顶尖大学，再到海外名校，再到谷歌——这条轨迹如果画在地图上，是一条跨越了整个北半球的弧线。
但如果画在人生的坐标上，它更像是一个赌徒的轮盘赌，每一次落点都充满偶然。
章科原本的规划是本科毕业后直接工作，但一些偶然的因素让他改变了主意。
他临时决定出国，仓促准备考试，在截止日期前十几天才开始申请。到了国外，和很多同学一样，他想过做产品经理，发现当地职位需要语言接近母语水平，他做不到；想转行做量化，发现别人提前一年半就开始面试，他连简历都没有；想读博士，发现导师们只把本科生当亲儿子，硕士生“太多了，没人管你”。
最后，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人在招程序员实习生，投出了人生第一份简历。对方约面试，他因为没准备好，说自己生病了想推迟一周，然后“再也没有回任何回应”。
那是他毕业前的几个月，他还没有任何实习offer。
会场的掌声
但章科不是一个会安静等待命运裁决的人。
在某次海外高校举办的中国主题论坛上，台上坐着一些企业家和投资人，他们“完全在做戏一样，疯狂地夸赞”。台下鸦雀无声，没有人提问，没有人质疑。
他举手了。先礼貌地感谢了嘉宾的分享——这时候场上已经开始有人笑。然后他说：中国的经济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，比如土地财政失灵导致的债务危机，房价下跌导致的房地产泡沫，产业升级失败可能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，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通缩。
“我列举的时候，每列举一个，大家都开始笑，开始鼓掌。”章科说，“我说这么多问题的存在，放在任何一个小国都是绝症，足以摧毁一个国家。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，依然负重前行。”
他的问题是：在这种情况下，价值投资的未来在哪里？
“场上停滞了一分钟，前半分钟在鼓掌在笑，后半分钟台上的人在互相递话筒，都不敢接。”
这场提问给章科带来了麻烦——组织方觉得他让场面尴尬。但也带来了一份意外的礼物：一个Meta的研究科学家听到了他的提问，恰好是他朋友的朋友，在吃饭时主动找到他，说“你找工作的事包在我身上”。
那个人一字一句帮他改简历，帮他模拟面试，帮他准备刷题。章科投一个简历就拿到一个面试，最终进了谷歌。
“没有他的话，你找不到第二个人会这么认真对待你。”章科说，“我也找过其他在谷歌的校友，你把简历发给他，他跟你说‘简历不错呀，挺好的’，人家才不想跟你掺和这种事。”
章科的讲述里，幸运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。
但这条红线的另一端，系着他敢于在鸦雀无声的会场上举起手的勇气，系着他从学生时代职业生涯的多次转向，系着他在凌晨用VPN面试谷歌的胆大妄为。
VPN很容易断，断了就没了，他就这么面了一夜，面到天亮。
另一些漂流者
章科的故事不是孤例。
我在北京遇过程序员林锐。他也是从小城考出来的，本科在一所985高校，硕士去了美国一所排名中等的学校，毕业后在湾区一家中型科技公司工作。三年后他选择回国，加入一家正在崛起的AI创业公司。
“为什么回来？”我问。
林锐说，在那边待了几年，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。“不是身份上的局外人，是心理上的。你永远在观察那个社会，而不是生活在那个社会里。”
他讲起一件事：有一次公司聚餐，同事们聊起一部美国80年代的电视剧，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，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
那一刻他意识到，有些东西是永远补不上的课。
“但这不代表我后悔出去过。”林锐说，“那几年让我知道，世界可以是什么样子。你可以下午五点钟下班，可以去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，可以不把工作当成一切。这种认知一旦有了，就回不去了。”
回国后，他进了那家以“卷”著称的AI公司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周六经常要加班。但他觉得值——因为他在做的事情，是真正前沿的东西。
“在这边，你是参与者，不是旁观者。”林锐说，“虽然累，但你感觉自己活在这个时代里。”
我又想起另一个朋友陈曦。她没有出过国，本科毕业后直接进了一家互联网大厂，一路做到产品总监。去年她辞职了，去一所公益学校教书。
“互联网的黄金十年过去了。”她说，“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最好的时候，也把最好的自己都给了工作。现在我想试试别的活法。”
我问她后悔吗。她说，不后悔。那些年攒下的钱，足够她做几年想做的事。而那些年攒下的认知，让她知道什么是重要的。
“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吗？”我问。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知道自己可以不那么重要。”
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。
缓慢的正确
章科所在的团队是GoogleDeepMind，这是谷歌把所有AI研发力量整合后的超级部门。而他的具体工作是其中一个环节，如何让大模型部署过程更稳定。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技术，但依然会遇到各种问题。
但正是这种“不成熟”背后，是谷歌与其他科技公司的根本区别。
“就拿国内公司来说，字节是最典型的，一切都是以业务驱动。”章科说，
“如果你做的事不能帮公司赚钱，不能帮公司某项业务增长，那你就不要做。哪怕他们招了非常多博士生，看似是做科研，如果你这项研究不能帮公司短期内赚到钱，生存压力就很大。”
但在谷歌，有一大帮岗位叫“研究科学家”。他们可以潜下心做一些推动行业发展的事情，探索前沿研究如何在商业上落地。甚至有一批人叫“GoogleFellow”，级别几乎与副总裁相当，但不管理任何人，只做研究。
“去年一个得诺奖的人，在谷歌就是这样一个角色。”章科说。
2017年，谷歌的一批人发明了Transformer——那个T，就是ChatGPT里的T。这篇论文叫《AttentionIsAllYouNeed》，被章科称为“整个科研历史上没有人会起这种名字，太狂了”。
“如果没有Transformer，就没有后面所有的一切，OpenAI也不复存在。”章科说，“谁能做出Transformer？国内的公司做不出来。没有人会允许你做一个Transformer，这个东西做出来也不赚钱。”
这就是章科眼中谷歌的底色：它不是最快的，但它永远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。
OpenAI的ChatGPT横空出世时，豆包几天就出来了，Gemini很垃圾，根本用不了。
但章科入职之后，谷歌股价慢慢悠悠往上涨，成为“七巨头”里涨得最多的那一个。Gemini3.0去年10月横空出世，被业内认为一统天下。
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，谷歌从来不急于做什么事，”章科说，“它慢慢悠悠地做，但它不回头，它不往下跌。”
这种“缓慢的正确”，源自谷歌的文化。
“最早的价值观叫‘Don'tbeevil’，不要做邪恶的事。”章科说，“百度在国内用户口中的风评不好，也是因为这个。而谷歌非常坚定地不允许糟糕的广告影响用户体验。”
更重要的是人才密度。
谷歌是哈佛、MIT、斯坦福学生心中的“dreamcompany”，它汇聚了全世界最多的人才，然后给予他们最大的自由度。
“我入职的时候，现在的leader几乎没有向我提问，他给我介绍他们组做的各个方向，问我对哪个更感兴趣，让我自己选。”
“这样我进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自驱力。这件事在国内几乎不可能发生——字节百度腾讯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招你来就是干这个的。”
20%与200亿
但谷歌并不是乌托邦。
章科每周工作时间大约20个小时，想升职的人可能工作60个小时。“你下午休息睡觉，晚上半夜起来工作，没有人管你，”他说，“时间非常灵活。”
这种灵活体现在无数细节里：一次性餐盒不限量，每人可以吃一份打一份，晚上带回家；同事60多岁，开会时不停摘眼镜，但他的领导可能比他小十几岁；每周来公司两天就行，甚至有人会在日历上设置“我在健身，不要找我开会”。
“这些领导都看在眼里，但都允许这一切发生。”章科说，“这点钱相比较给员工自由度，让他们能轻松地工作、热爱这家公司，远远比那点饭钱值钱。”
但自由的另一面，是缓慢。
“你从产品成果来看，许多公司，推项目从立项到产出，可能不到半年。如果市场效益不ok，立马割掉。”章科说，“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谷歌运转起来慢得不行。”
2026年，谷歌计划资本投入1800亿美金——全部投在AI基础设施上。苹果为了用Gemini，一年支付10亿美金。与此同时，谷歌为保住iPhone默认搜索引擎入口，每年要给苹果支付约200亿。
“即使你把全世界公司都拉来付那点钱，也远远不够。”
AI的商业化，至今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B端订阅制赚的钱杯水车薪，C端订阅制更是九牛一毛。所有人都知道AI是未来，但没有人知道这个未来如何变现。
“这是全行业一起探索的问题，”章科说，“可能还是需要技术上有些进一步的突破，才能让商业化的曙光出现。”
就在这次采访的前几天，美股纳斯达克暴跌，导火索是“AI会取代SaaS”的叙事。
Adobe、Figma等软件公司跌得“完全看不懂了”。资本逃离软件，涌向AI基础设施——英伟达、芯片、甚至玻璃基板。
“软件公司在AI浪潮中怎么活下去？除非他们自己也在做AI，”章科说，“但他们做AI也是革自己的命。”
乐观的人
章科说，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。
“即使我觉得AI会统治人类，那我觉得人类走到那一天了，人类就是人类自己做的东西。如果我被我自己做的AI统治，我可能还挺骄傲的。”
他觉得AGI迟早会到来，“可能就未来几年的时间”。
这种乐观，或许源自他一路走来的“幸运”。也或许源自他对规则的某种信念——就像那些在绿皮火车上目睹过人间百态的人，依然相信世界自有运行规律。
他谈起一位60多岁的同事，“非常拥抱新技术，每天跟我们分享哪个组聊到哪些新东西可以做”。他说谷歌留下的老人，都是“心态非常年轻的人”。
因为如果不愿意创新，不愿意驱动，“他的领导怎么会容忍他存在？”
这种不得不创新的文化，塑造着每一个人。
但也有人“入戏太深”。
章科想起在某大厂实习的一个月。公司不提供一次性餐盒，盘子不可以拿出公司，你吃饭必须在公司吃，也不允许带别人进来。“没有任何开口，没办法预约帮别人进来吃饭。”
而在谷歌，“每天几乎每个人都是吃一份饭打一份饭，或者吃两份饭，吃完再去排队打两份，晚上回家吃。如果过分点，再打两份帮家里人也带上。”
他说，这些细节看起来是小事，但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。一种是把员工当作需要被管理的资源，一种是把员工当作值得信任的创造者。
“你知道在国内工作，你八点半之前，组长不走你是不敢走的。”章科说，“但在这儿，下午两点开着会，我组长从后面背着书包就走了，跟我们打个招呼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没有炫耀，只是陈述一个事实。
回不去的故乡
章科明年回国的概率是95%。
“如果回国，那就是身份原因的一些不可抗力。”他说。如果能转回国内的工作，他并不乐观，“可能也待不了很久，都是边缘的业务”。
他不愿意主动回到字节、腾讯这些地方，“不太愿意去做体力密集性的工作”。
但如果不回，留在美国呢？
“离开的原因可能是我看到了非常好的机会。”
在谷歌终究是个螺丝钉，能做的事情太有限。去一家相对小一点的创业公司，有更大的自主权，做影响力更大的事。
这是另一种可能性。
当被问到“读书改变命运在今天还成立吗”，章科沉默了一下，说“太沉重了”。
“我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，我通过它去到一个原本到不了的地方。”他说，“至少在我高考的时候，这条路是通的。但现在，我觉得这条路越来越难走了。”
他说起回国时了解到的情况，“从小的教育，小学初中高中，非常非常糟糕。想学出来的，考出来的，更难了。”
“比那时候更难了吧。”
每年回家，尤其是过年附近，亲戚朋友总会过问他的近况，章科说，“只需要告诉他们在哪儿，大概干个程序员，他们也有概念。然后问你赚多少钱，住哪儿，房租多少，开什么车。一旦聊到技术方面的东西，我稍微一开麦，他们立刻转移话题。”
我又想起林锐。他也面临同样的困境。父母至今不太清楚他具体做什么工作，只知道“跟电脑有关”。每年回家，亲戚们的问题永远是那几个：买房了吗？结婚了吗？一个月挣多少？
“你不怪他们，”林锐说，“他们的世界就那么大，你能问什么？”
陈曦的情况不太一样。她父母是知识分子，能理解她的选择。但理解不代表接受。
去年她辞职去教书，父母整整三个月没跟她说话。
“后来我妈说了一句话，”陈曦告诉我，“她说，我们供你读书，不是为了让你去教那些读不起书的人。”
往前走
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，中间隔着几代人的距离，也隔着几万公里的航程。
只是飞机的速度，永远快不过变化本身。
采访结束时，我问章科，如果用一个比喻描述自己的人生，会是什么。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绿皮火车吧。”
几百公里的距离，在绿皮火车上需要几天几夜。车上什么人都有，做什么的都有。
有人打牌，有人吵架，有人偷东西，有人做好事。你坐在那里，不知道下一站会上来什么人，也不知道旁边的人会跟你聊什么。
但火车总在往前走。不管车上发生什么，它总在往前走。
“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乘客。”他说，“幸运地坐上了一趟车，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座位，幸运地看到了窗外的风景。”
最重要的，是火车一直在往前开。
林锐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回国那天，飞机落地北京，他透过舷窗看到灰蒙蒙的天，突然有点想哭。
“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终于回来了，但你不知道回的是哪里。那个你从小长大的城市，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。你熟悉的人，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。你像一个陌生人，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。”
火车往前走，你不能一直回头看。
陈曦现在在那所公益学校教书。学校在云南的一个山村里，从县城开车要三个小时。那里没有星巴克，没有外卖，没有网约车，但有一群孩子，每天早上走一个小时山路来上学。
“他们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。”陈曦说，“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世界有多大，但我很想看看。”
她教他们数学和英语，也教他们用电脑。学校只有二十台旧电脑，是校友捐赠的，一半已经坏了。但孩子们还是很开心，每次电脑课都抢着去。
“你教他们AI吗？”我问。
她笑了。“先教他们开机吧。”
“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幸运的？”
“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吧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是那种人。我一路都是被推着走的。但我渐渐接受了一件事：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有些人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走一步算一步。”
“那这些人怎么知道自己走对了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走完了才知道。”
（章科、陈曦、林锐系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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